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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汉末三国时期的蝗灾饥荒与疫灾有多严重

发布时间:2021-02-03 10:48:50 阅读: 来源:水泥罐除尘器滤芯厂家

揭秘:汉末三国时期的蝗灾、饥荒与疫灾有多严重?

汉末三国的寒冷期不仅旱灾频传,而有较干燥的土壤以提供蝗虫良好的产卵环境;又因寒冷期年均温下降,使得蝗虫有着适宜且普遍的生长环境,甚至可能造成蝗虫的生长环境随着各地气温的变化而有所扩大,进而导致蝗灾为患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汉末兴平元年~建安二年期间,连续四年,年年有蝗。

若虑及此期间的连年频旱,便可想见农作收成必有所影响;再加上连年爆发蝗灾,简直就是雪上加霜。因而,在旱、蝗的交叉反应下,农作短缺、粮食变少,最终往往形成饥荒而人相食,且无论皇帝、百官、或者百姓,皆无可避免。至于当时在濮阳一带交战的曹操与吕布,更甚至因为蝗灾及缺粮的威胁,而使战况有所僵持,最终各暂时撤兵。透过应璩〈与西阳令孔德琰书〉,可看到当时的蝗灾景象。应璩写道:

“嘉麦祯祥,唯日未久,不图飞蝗,一旦至止。知恤蒸庶,念存良苗。亲发赫斯,爰整其旅,鲐背之叟,皓首之黎,莫不负戈奔走于道路。旌表曜于白日,鼋鼍震于雷动。以此扫敌,必将席卷,况于微虫,能无惊骇!”

由此可见,在麦子良好成长的同时,觅食的蝗群也来得相当迅速且出人意料,而政府则立即动员人民驱赶蝗虫;至于动员的幅度更是从老到小全面出动,并且严阵以待。

整体来看,蝗灾可说是与汉末三国的寒冷期及相关灾变环环相扣、互相影响。

寒、旱可能增大引发蝗灾的机会,而蝗灾加上旱、涝,亦将增强农作歉收及饥荒的可能性,如西晋咸宁三年司马炎即有诏曰:“今年霖雨过差,又有虫灾。颍川,襄城自春以来,畧不下种,深以为虑。”

此外,由于蝗灾带来饥荒、甚至死亡,因而亦可能间接地与瘟疫爆发有关。

既然蝗灾对对时人危害甚巨,且有诸多影响,那也无怪缪袭于曹魏太和元年做鼓吹曲〈太和〉时,会在曲中将''灾蝗一时为息绝''与农作丰收、狱讼清明……等一同视为魏明帝继位后的吉象。

饥荒

汉末三国时期的寒冷期诸般异象,而寒、旱、涝、蝗……等则皆有可能诱发饥荒,或与饥荒形成交叉循环。

详细来说,年均温普遍降低将导致作物生长期缩短,旱、涝、蝗……等灾变自然会对粮食产量有所影响,便有可能造成农作歉收。至于瘟疫、战争等情形则可能造成死亡而导致从事农业者的劳力短缺,饥荒的爆发机会也变高了。

反之,饥荒爆发后,可能使人营养摄取不足而抵抗力不佳,进而引起瘟疫;饥荒也可能导致人们没有足够的体力以开荒种田,进而又造成歉收。

此外,饥荒会使人身状态不佳,因而可能使得人们面对灾变的应变能力下降。

汉末三国百年内至少约十五次的饥荒纪录。

无论天子以至于庶人、无论天南地北,都无法避免饥荒的威胁。如汉末兴平~建安初的饥荒,连献帝(181-234)都有所经历,百官、后宫更是食枣菜维生;另外,亦有''河北袁绍军吃桑椹、江淮袁术军吃蒲蠃''的说法。而随着饥荒的爆发,粮价便水涨船高,可见当时童谣──

由此看来,由于当时的饥荒,再加上诸多灾变、战争的交叉影响,使得粮价飙涨,导致''是时谷一斛五十万,豆麦二十万''的纪录出现;

更有甚者,则是再多钱都买不到、买不起粮食。

既然粮食是如此短缺,那么除了个人外,军队、政府可能都会有所影响,因此毛玠曾对曹操说:“今天下分崩,国主迁移,生民废业,饥馑流亡,公家无经岁之储,百姓无安固之志,难以持久。”

可见饥荒是每个政权主政时所需面对与解决的问题。假若无法妥善因应饥荒,那么便可能出现《魏书》所说的情形了: “自遭荒乱,率乏粮谷。诸军并起,无终岁之计,饥则弃馀,瓦解流离,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。……民人相食,州里萧条。”

由此可知,不少地方势力或者割据政权都受到粮食问题的考验,有的以劫掠解决粮食问题,有的则因为缺粮而瓦解。

而饥荒亦可能造成极端现象,即是''人相食''。所谓''易子而食'',并非只是存于《公羊传·宣公十五年》中,

汉末三国期间即有数次人相食的记载,除了战争围城而造成的粮食短缺外,其余则可说是因寒冷期诸灾变所引起的饥荒,进而导致人相食。

虽说人相食多集中现在汉末兴平~建安初年,而这样的惨况却遍及南北,相关纪录可见于《三国志》,如:

然而,可怕的是,兴平年间的饥荒不止于人相食,甚至还有''吃人贼''!

《三国志》注引《魏略》:“兴平中,三辅乱,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,以饥饿,留其母守舍,相将行采蓬实,合得数升,使其二兄初、雅及其弟成持归,为母作食,独与小弟在后采蓬。”

由以上所引的鲍出经历,便可看到兴平年间之饥荒所导致的惨况。

有的人民必须到处采集方能维生,也有的人民聚众掳掠,甚至以''噉人''为聚众的宗旨,而实践了''弱肉强食''的恐怖情景。

疫灾

就疫灾而言,若考究寒冷期与瘟疫的关联,或有''直接''或''间接''的看法。

以两者的直接关系来看,有些学者即认为与当时寒冷期造成的特定环境有关,或许年均温降低刚好适合某些病原体的运作。

但也有人针对此说抱持质疑态度:''气候变异虽可促使某些'微生物'(或病原体)在特定的温度及湿度之下,产生突变或大量增殖,以致大规模侵袭人类社群而爆发疾疫流行,但是变干变冷有时也可抑制或终止某些病原体或病媒(如跳蚤、蚊虫等)的活动,故而,小冰河期的气候型态不见得必然会直接导致疾疫流行。''

因此,另一派学者即主张寒冷期与瘟疫之间的间接关系。

据此看来,寒冷期与疫灾有着间接关系之说乃受到较多的支持,盖''寒冷期带来的粮产歉收与饥荒所造成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……等层面的问题,往往成为扩散或加重疾病流行的原因''。

举例来说,对于因各式灾变或者为了争夺生存权的战争而造成的死亡,如无人掩埋尸体、或后续处理不当,当大规模尸体开始腐烂,将有可能形成传染病而对人类健康有所危害;

另外,也可能因为寒冷期当时的饥荒,造成营养的摄取不足而导致抵抗力变弱,因而更容易增强疫灾威胁。

汉末三国百年间至少有约二十次的大规模疫灾。若细细加以检视,或可发现──在瘟疫前夕,大部分都出现了气候异变或是战乱。以中平二年(185)大疫为例:在光和六年底(183),冬天大寒,北海、东莱、琅琊等地的井中冰厚尺余;到了中平元年,便爆发了太平道黄巾之乱、五斗米道亦在此时崛起而寇掠郡县;中平二年,大疫流行。由此可见,连年灾变、死亡、战乱、瘟疫,确实在寒冷期中形成了无限循环。

除此之外,有些疫灾亦有可能是因避难、行军……等因为迁徙所导致的水土不服,或者可说是风土病。以往即认为南方有着许多的瘴疠,使得人们容易染病,甚至逐渐形成''江南卑湿,丈夫早夭''的说法,如曹操曾说及:

''南方有疫,常言吾往南方,则不生还。''

因此,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或因疫疠而影响曹军战力,导致曹军败战。

至于建安二十二年(217)的南征,军至居巢亦逢大疫,而随军出征的司马朗(171-217)虽对军士''躬巡视,致医药'',但最终连司马朗自己都被感染致死。至于许靖(150之前-222)亦曾与曹操书信往来,述及其向南逃难,先至交阯、后入蜀地的经历,综以上事例,皆可见此类因迁徙而生成、或扩大的疾病危害甚钜。

而当时的疫灾也应是相当严重,如汉乐府中便呈现出民间对疫灾的写照''白骨不覆,疫疠流行'';

至于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,更是使得建安七子中多人死于疫灾。

可见疫灾之所及,不论富贵贫穷或山南水北。是以曹植描述大疫的惨况:

''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噎,或覆族而丧。''

而且,就算身为名医张仲景的宗族,也为无法避免疫灾的摧残,故张氏曾言:“余宗族素多,向余二百,建安纪年以来,犹未十稔,其死亡者三分有二,伤寒十居其七。”

透过这些相关记载,在在可以见到疫灾对汉末三国所带来的威胁,甚至是更无差别的为时人带来死亡的沉重,是以即便是贵为帝王的司马炎亦有所感触而言:''每念顷遇疫气死亡,为之怆然。''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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